Impact of support networks for breastfeeding: A multicentre study

Background

The rates of breastfeeding worldwide are slowly improving since 1996. Europe is still trailing behind the global breastfeeding incidence and prevalence rates. Thus, breastfeeding promotion, protection, prolongation and support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challenge as breastfeeding sharply decreases in the first six months of life.

北京书院的“前生”与“精神”--读?北京书院史?

?北京书院史?跳出了关于书院研究偏好宏观历史研究的思路,而代之以文化视野下的北京书院研究,在大视野、小范围的研究中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作者以书院的日常生活与运作为侧重点,关注的是社会变迁与文化发展给书院带来的重要影响,这为书院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该书将书院发展与历史语境紧密结合,既能透过书院窥探政治文化、军事争夺、经济发展等给书院带来的影响,又能以书院这一视角发现许多逸出宏大叙事之外的历史细节。作者对北京书院历史命运的研究,不仅在于总结书院发展之于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而且注重分析北京书院的历史作用以及对于当下中国教育的启示价值。     

科学院大学的教学优势与发展趋势——以中国科学院大学为例

科学院办大学是基于探索研究型大学与科学院双边合作模式，尝试从科学院系统中走出一条研究型大学的独特发展之路，旨在推进科教融合。作对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项探索，中国科学院大学在科研、师资、教学和就业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在发展过程中，科学院大学与现存高等教育体制的关系还需要理顺，招生规模还需要严格控制，以确保人才培养质量。探究科学院大学的教学优势，旨在发挥其资源优势，深化科教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促进科研与教学的充分融合，实现科学院与大学共同发展的目标，使大学最终与科研机构不再分离——科学院成为大学的科学院，大学成为科学院的大学。     

试论钱大昕的考据思想与学术地位

钱大昕的学术具有明显的开创性和兼擅经史的特点。乾嘉后学对他的极高评价证明他作为＂时间差＂标志点的合理性。另外不可忽视的是,钱大昕一生的学术实践与苏州紫阳书院关系密切,紫阳书院决定了钱大昕的学术立场,同时钱大昕的治学成就也标志着乾嘉时代学院风气从心学到汉学的转变完成。     

试论中国书院文化对日本私学教育的影响——以中国“白鹿洞书院”和日本“咸宜园”为例

中国书院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朵奇葩。白鹿洞书院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中国的书院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教育制度在明清之际传入日本,尤其是《白鹿洞书院学规》对日本私学的发展影响深远。日本私塾咸宜园是江户时代最大的汉学塾,虽然它不具备书院祭祀、藏书等功能,但深受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影响。无论是中国的书院还是日本的私塾都实行开放政策,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注重知识教育和德育教育相结合,并且积极鼓励学生通过刻苦钻研学问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理想。     

学生吴澄与南宋末叶的江西书院

从南宋末叶的江西地方书院及州学的学术环境来看,在对朱陆两学进行折中的表象下,当时广泛存在的思想是,只要为了实现圣贤之学,不管什么样的内容都值得肯定,朱陆等学都是可以成为圣贤的有效学问。同时,吴澄是抚州州学以及临海书院学生,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其朱陆和会的思想开始萌芽。     

刘熙载的思想、学术及其他

晚清学者刘熙载在上海龙门书院的著述和教学实践,更多地表现出儒家＂圣贤之道＂的影响;在晚年刘熙载身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学者与道、释消极遁世观相异趣的积极的入世观、致用务实的精神和修己安人的社会理想。刘熙载的研究领域涉及经学、文艺学、文章学、语言学、教育学,甚至数学、天文学等方面。刘熙载以其在上海龙门书院的教育实践应和了中国近代经世致用的时代思潮。     

师书院教育精华，促高等教育发展——论中国古代书院教育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借鉴意义

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千年之久的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期兴起的,它是一种特有的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为我国古代教育发展和学术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文章通过对其治学方法、治学态度等进行研究和批判性继承,从而探究其对现代高等教育的现实指导意义.     

从"国学研究会"到"国学院"--东南大学与20年代早期南北学术的地缘与派分

20年代胡适等人倡导“整理国故”运动,并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展开系列的学术活动,在学界引起极大的反响。南方学术重镇东南大学的学者们除了以《学衡》与《史地学报》为阵地之外,以国文系师生为主成立了“国学研究会”创办刊物、展开演讲、编辑从书,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针对北大国学门,东南大学国文系也计划组织“国学研究院”,但却遭到北方学者的抨击和校内新派的挖苦,由于东大不久即发生风潮,东南大学国学院最后是否真正成立也值得怀疑。从“国学研究会”到“国学院”的短短历程和遭遇,集中地反映了20年代早期南北学术界在“整理国故”运动中的地缘与派分。